31从宋明理学家的论著来看，颜子之学值得关注的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克己复礼，二是博文约礼，三是不迁不贰，四是非礼勿视听言动。
周部落征服长期定居的商朝领土，建立了封建贵族阶层。这些绝不是美国这个新帝国所提供的世界政治理念，因为美国所提供的理念，仍然属于民族国家框架下带有封闭性的理念。
自演进言之，以渐不以顿。当他试图用中国的天下-国-家结构去取代西方的个人-共同体-国家结构时，在导论变理论的过程许多关键细节将无法论证，不说晚清以降的现代性觉醒，即便是家庭伦理如何放大成为国家伦理乃至天下伦理就已留下了个巨大的空洞（这些也曾经是宋儒们无比纠结的问题，张载的《西铭》篇之所以受到他们重视，便是以为貌似解决了这个问题[11]）。据此宿命，在我们重述公天下的时候，晚清以降的现代性成就不可否定，就像吴稼祥所指出：大公是政治体制概念，最简单的定义是双主体法权。也许，包括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尤其是牟宗三等一代新儒家们的努力值得重新观察，尽管面对当年的历史情势他们所做的反应不少时候是被动的，有时干脆采取的则是背对世界的方式，但套用余英时的话说，毕竟代表着一种儒学的新动向。[37]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2页。
荣剑的《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可谓相同思潮中的一篇雄文，其所讨论的内容我们都非常熟悉，其所运用的理论资源彼此甚至大抵相近——诸如黑格尔、马克思、博丹、吉登斯、布罗代尔、艾森斯塔德、德里克、弗兰克、内藤湖南、浜下武志以及柯文、列文森等等——基本就是汪晖《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中诸多思考所面对的相同理论语境，但不少见解甚至比汪晖独到，尤其是中国叙事的历史编纂学诉求空前。坦率地说，远在战国时代也即商鞅变法以后，国家主义叙事就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基本特点，晚清以后如所周知富国强兵更是成了惟一的正当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时代，更是从户口、身份、谋生以及单位和地域方方面面实现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从而陷亿万中国人于彻底的高度原子化状态——但是，无可否认，传统儒家不同时期的艰苦卓绝努力，（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的原则的支配。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便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
那么，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最后时刻将不再像福山所说的终结于拿破仑在耶拿战役的胜利，而是终结于中国的重新崛起？到21世纪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登场，世界精神将重新回到东方，匍匐于中国文明的长城脚下？如果以这样美好而诱人的前景理解中国时刻的出现，首先不符合黑格尔的原意。布热津斯基将21世纪的新亚洲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老欧洲，他说：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
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压倒其他所有的原则，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
黑格尔说：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前进、发展的连续的关系。自晚清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理代势、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以往的两个世纪，世界的重心在大西洋，战后又以北约为标志，形成了美国、西欧联盟的大西洋共同体。
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因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国因此得以常常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然而，即使这一刻到来，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出现。世界精神即使回到东方，但东方不但对它毫无贡献，而且以牺牲自己的文明作为代价成全了历史的终结，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的提升。
如果说它是理性的欧洲，它也是神话的欧洲，即便在其理性思想内核里也包含神话梦想成分。然而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以科学技术的革命、勤俭竞争的工作伦理和民主法治的制度优势逐渐领先于世界，创造了普世化的现代文明。
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天下使命当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时刻到来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关于中国时刻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是中国文明的崛起，重新定义世界历史的时刻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开始雄心勃勃，其古老的印度文明是否有助于让其从印度洋的地区大国，进一步发展为欧亚大陆板块中的全球大国，也有待于观察。
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哈贝马斯设想过全球的公共领域、《帝国》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杂众共同体等等，至今为止都是乌托邦，还没有落实为现实的建制。三个不同形态的世界帝国，彼此之间形成了三种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欧亚大陆共同体和太平洋共同体。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但至今为止的帝国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级贸易、等级金融和等级权力的世界秩序，19世纪英帝国主宰下的世界如此，20世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味着一个君子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可以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神灵所组成的大家族，既承认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性，但又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之道，即在共享的那些价值基础之上，相互融合，互补短长，构成一个有机的众神共同体。欧洲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能力。
帝国内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中的游牧民族和东北森林的满族，宗教形态也相当多元，儒道佛回并存。究竟谁是世界老大，不仅要看GDP总量，而且要看其他同样重要的指标。
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顿因此认为未来的世界战争将以文明冲突为轴心。
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再作为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帝国被尊重和对待。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
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便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普世文明超越于各轴心文明之上，既是对轴心文明、也是对国家理性的制约。以中国的天下智慧，来重新构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将是一个可欲的方向。美国衰落了吗？这是中国崛起之后世界热议的话题。
欧洲衰落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权力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国（Chimerica）的出现，正是这一太平洋共同体的符号象征。之所以如此，乃是欧洲文明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歧性。
从这点而言，美国的衰落尚且为之过早，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明的核心价值，再加上多元文化带来的竞争性活力，将使美国继续扮演世界文明帝国不可代替的头号角色。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压倒其他所有的原则，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
以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体。东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遍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多国之间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当代德国的文明模式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各种异质元素，将是带领欧洲走出低谷、重新复兴的希望。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自2008年之后，欧洲陷入了持续的财务危机之中，至今不能自拔。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在冷战时期，毛泽东试图在美苏之间，建立一个领导第三世界的红色帝国。
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得清帝国维持了将近300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帝国将会有更长的寿命。
中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加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使得西方人有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热情，却缺乏如何尊重异教的神、与别的文明和平共处的经验。
